時事評論：為什么選擇離開北京？

來北京招聘畢業(yè)生的周洪，察覺到情況在發(fā)生變化：3年前，他們單位舉辦一場招聘會只能收到十來份簡歷，等到錄用階段可能全部“玩兒消失”；而今年，一場招聘會就收到七八十份簡歷，最終十來人參加面試。

在中國人民大學招聘會上，這家青島企業(yè)的經歷是北京畢業(yè)生流向的縮影。周洪認為，2010年以后，一些畢業(yè)生逐漸不再一味追求留京工作，更多地將眼光移向二三線城市。

他的判斷沒有錯。北京大學2012年曾公布數(shù)據，當年北大約七成本科生、四成研究生選擇京外就業(yè)。清華大學今年則披露，清華畢業(yè)生京外就業(yè)率連續(xù)3年突破50%。

中國兩家頂尖學府的畢業(yè)生流向背后，是北京這座特大城市日益擴張的發(fā)展規(guī)模和生存成本。更引人注意的是，城市管理者試圖通過減少畢業(yè)生留京戶籍以調控城市發(fā)展的意圖，愈發(fā)明顯。

為什么離開，為什么留下，哪里能提供承載夢想的平臺？在北京這個最易引起“夢想與現(xiàn)實”之類思考的特大城市中，答案不斷出現(xiàn)。

戶口爭奪戰(zhàn)

陸娟已經是第二次迎來畢業(yè)季。2008年本科畢業(yè)，她選擇參加工作。工作幾年后，她辭職讀研，今年畢業(yè)。

“本科畢業(yè)那會兒，想著在北京闖蕩一番，覺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也不是很在意戶口。”陸娟形容當時的自己。

然而，經歷兩年社會歷練的陸娟，如今想法發(fā)生改變，“現(xiàn)在找工作主要考慮戶口，其次才是興趣，長大了需要穩(wěn)定”。

在陸娟看來，戶口是衡量穩(wěn)定的因素之一。在戶口與購房、購車、子女入學掛鉤的北京，有了戶口，發(fā)展無疑更加從容。“但超齡落戶、戶口指標壓縮的政策調整都被我撞上了，個人計劃趕不上環(huán)境的變化。也不知道接下來的兩個月會怎樣，到底能不能留下來。”陸娟說。

這不是一個人的擔心。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北京多所高校調研發(fā)現(xiàn)，不少畢業(yè)生擇業(yè)首選城市是北京，但是離京也是備選項；而在多種客觀因素影響下，戶口成為很多畢業(yè)生留京的重要因素。

對于北京大學畢業(yè)生周昊來說，如果拿不到戶口，他就可能考慮去其他城市。周昊今年博士畢業(yè)，這個來自山東的年輕人剛與一家著名的航天科技研究機構簽完三方協(xié)議，單位承諾入職即解決戶口問題。

“相比于之前在學校的科研，實踐操作更能吸引我，我的性格也更適合做應用層面的事，我希望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產品。”留京是周昊深思熟慮后的選擇。他所學的專業(yè)適合在航天系統(tǒng)工作，北京集中的研究優(yōu)勢多，機會也較多。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杰華認為，畢業(yè)生如果留京工作，是歷練也是一種考驗，“我覺得戶口還是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包括對就業(yè)、孩子的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影響，這是很現(xiàn)實的問題”。

不少畢業(yè)生主動從這場戶口爭奪戰(zhàn)中退出。2004年，李峰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后直接進入一家建筑類國企實習，并順利留下。“剛出校門那會兒，就一心想堅持留在北京，還做了10年的發(fā)展規(guī)劃。好不容易考到北京了，怎么能輕易回去？”

在清華大學就業(yè)指導中心主任張其光看來，留京與否與眾多因素的排序有關。畢業(yè)生擇業(yè)會綜合考慮發(fā)展機會、事業(yè)平臺、企業(yè)氛圍、薪酬待遇、生活環(huán)境及家庭各種因素，“每個人對這些因素的排序也不一樣”。

留在國企的李峰主動申請跑工程項目，每周住在工地，跟著師傅學習本不需要掌握的技術知識。“我覺得在工地的那段時間是最幸福的，所有的動力都來自于剛出校門對未來的憧憬。”李峰說，“每天起得很早，干勁兒也大。民工們沒來工地之前，就在場地等著他們。”

2006年，李峰參加工作的第二年，他的工資從800元漲到近8000元。也在那年，建筑行業(yè)的一家私企老板看中了李峰，以雙倍的工資將李峰“挖”過去，“我其實想在國企扎根，但國企解決北京戶口的條件是工作10年，還要達到項目經理的位置。”

“想爭取拿高工資，要不要北京戶口無所謂。”他說。

離京不是逃離，只是自由的選擇

2007年元旦剛過，李峰開始了在私企的新工作。在這里，他干了5年。

李峰利用自己的特長，幫助這個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公司建立起較為規(guī)范的管理制度。豐厚的年終獎讓李峰對自己的生活比較滿意，但另一方面，他經歷了許多人事關系的磨合，他笑著形容是“勾心斗角”。

私企的工作沒有想象中的輕松，建立管理制度，規(guī)范公司運作的第一年，李峰“幾乎每天都要熬夜。”李峰回憶那個時候，“目的只為了掙錢，再沒有剛畢業(yè)時的單純了。”

當走出校門之后，發(fā)現(xiàn)生活不再處于“摩擦力為0”的狀態(tài)時，有的人則尋覓另一種生活。

2009年，來自湖北的張靜剛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yè)，進入一家行業(yè)雜志從事文字工作。“剛畢業(yè)的時候，我熟悉的幾個女同學都留在北京，我也就隨大流，海量投簡歷后，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張靜回憶道，“還和同學合租，晚上回來聊天說笑，周末出去逛街吃飯，感覺和在大學里差別不大，活得也很自在。”

但這種狀態(tài)持續(xù)了一年以后，張靜心里產生一種無形的壓力。“工作第二年，漂泊感就變得很強烈。”張靜說，那時會開始考慮結婚、買房、生子等一系列的問題。

張靜的父母也強烈要求女兒回家。“家里人也覺得自己的工作不穩(wěn)定，也怕我在北京變成大齡剩女。”父母希望張靜回家找個輕松工作，早點把生活也安頓下來。“在北京的親戚跟我說，你要在這種城市活得比較滋潤，每個月的工資就要買得起1平方米房子。”張靜當時還是個月光族。

畢業(yè)兩年后，張靜還是單身。“感覺人的流動性很大，參加工作之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不深刻，也缺少信任。關于對方的家庭環(huán)境、成長經歷，我都沒法深入了解。想找到合適的對象，很難。”

在北京工作兩年半以后，張靜通過考公務員回到家鄉(xiāng)，成為當?shù)貦z察院綜合部門的工作人員。“白天也很忙碌，只是生活會更有規(guī)律。”張靜這樣形容現(xiàn)在的生活。

從事法律工作之前，張靜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對司法“特有興趣”。目前，她正在準備司法考試，想轉到司法一線工作。“再讓我去做別的事，我就沒這么感興趣了。”電話里，張靜笑著告訴記者。

“從北京回來安頓好的時候，忽然就有了強烈的歸屬感。”雖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種強烈，但張靜認為是“因為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家一年后，張靜就成家了，她說，“對象是看著他長大的一位阿姨給介紹的，我就覺得這比較可靠，不像在北京，媒人覺得兩人年齡相差無幾，就隨便過來牽線”。

“不想離開北京的朋友，心里還想干點別的事，還存有奮斗的激情。”張靜離開了北京，但還有不少人不想回家。

從事人力資源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海波表示，個人發(fā)展的高度肯定受環(huán)境的制約，不過，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潛力反而在二三線城市，二三線城市在城鎮(zhèn)化中的潛力非常強大，很多城市可能會模仿北京上海一線城市的發(fā)展思路，所以，當他們回到當?shù)�，應該是超前者的角色�?/p>

“發(fā)展要從動態(tài)來看。從一線回到二線，也許對有的人來說是一個緩沖，他會在當?shù)氐某鞘懈�有成就感，更有信心�?chuàng)造生活，能更好地實現(xiàn)自己的某些想法。”于海波說。

張其光則表示，學校尊重學生的個人選擇，也鼓勵大家根據自己的原因和特點作出合適的選擇，“學生作出多樣選擇也是經濟發(fā)展的體現(xiàn)。這說明地區(qū)差異在變小，各地發(fā)展機會也更加均衡。擇業(yè)選擇的多樣化和均衡化，反映了時代的發(fā)展”。

正在發(fā)生的生活變故

生活的意外，同樣左右著畢業(yè)生的選擇。

“2009年，是我到北京的第8年，也沒想過那之后會離開北京。”來自新疆的明新現(xiàn)在定居成都。去年，明新剛大病一場，正犯腿病，現(xiàn)在他還無法適應四川潮濕的氣候。

“2010年，我把妻子接到北京，希望她能習慣北京。但兩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她一直沒有很好地融入。”明新說，“何況那個時候，北京的房價已經不是10年前的行情了。”明新覺得自己最失策的事就是剛到北京時，沒考慮攢錢買房。

陸杰華教授也回憶：“十幾年前，盡管北京的房價也不便宜，但很多人通過自己的奮斗都買得起�，F(xiàn)在，我覺得在北京安居樂業(yè)是真難。”

“不是說無恒產無恒心嗎？成都這邊房價較低，結婚后也要考慮到妻子的感受。”明新坦言，“離開是很糾結的。十多年前，離開新疆到北京，是一次連根拔起；到北京從頭開始，認識新的朋友，適應新的生活，又過去一個十年。”

明新一直認為北京太大，找不到融入感，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地方”，但他也坦承，“最后真要把你拔起來的時候，你發(fā)現(xiàn)根須已經扎在這片土地上了”。

在北京的這些年，明新只一次差點折回新疆老家。“我母親明確跟我說過，希望我以后有了房子，能和我生活兩年�？墒沁�沒來得及和我一起，她就過世了。”明新說，“之后，我就要求我爸和我一起住，他就問我能不能別上班。”明新的父親當時生活不能自理，精神上也很失落。

明新準備辭職回老家�？墒�，沒多久，“父親就在睡夢中走了”。

“現(xiàn)在想想，如果他們那么需要我在身邊，我是不是應該早點回去或把他們接到身邊來？”明新感到遺憾，“但來北京也是心之所向。”明新總結自己在北京的經歷，“把這些經歷疊在一起，就像過了幾生幾世”。

帶著“幾生幾世”的經歷，2012年，明新離開北京，帶著妻子回到她的家鄉(xiāng)成都，“安穩(wěn)下來”。

2012年，對李峰來說，也一樣刻骨銘心。那一年，李峰離開公司，想自謀出路。和朋友合伙做項目投資，將幾乎所有的積蓄都投進去了，卻遭遇了一場騙局。

被騙以后，李峰把自己關在家里，20天沒出門。

后來，李峰無意中了解到花卉市場收益可觀，又實在想找個清靜之地，于是，他租下4間花棚，開始養(yǎng)花，“也開始想想畢業(yè)十年來，當初的規(guī)劃與如今的結果。”

開始養(yǎng)花的半年，由于沒有掌握種花的關鍵技巧，連續(xù)兩季都失敗了。后來，在同學的幫助下，又過了一季，花終于開好了，他“又多了門手藝”。

今年元月，李峰租下家附近大型商超一樓的門面，嘗試賣花�；ǖ昝娣e不大，以多肉植物的零賣為主。記者采訪的兩個多小時內，與李峰的談話大概每十分鐘就會被顧客的問價打斷。

二三線城市開始思考如何留住人才

在張其光看來，清華大學留京畢業(yè)生人數(shù)整體減少，連續(xù)3年京外就業(yè)率突破50%并非易事，學校進行了很多職業(yè)輔導。

“對學生的教育和引導不可能是很孤立的維度，這是一件綜合的事情。”張其光說，交流活動很多都是到北京之外的地方，也有很多外地同學參加，“能讓我們的學生更了解北京之外的城市。”

于海波表示，大學生就業(yè)的過程是個人發(fā)展和城市發(fā)展不斷相互尋找的過程。從單位來說，也要不斷調整自己管理模式，并要適應新時代大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人才；從城市的發(fā)展來說，發(fā)展規(guī)劃、水平和階段也是吸引、接納或排斥某些人才的過程。

安徽一家藥業(yè)有限公司今年第一次來北京招人。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專場招聘會上，他們的展位很熱鬧。該公司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史寧介紹，很多應聘者看中的，是他們開出的分紅和股份。

“我們給出的條件，是開分公司可以成為合伙人，可以參與分紅，做到總監(jiān)及以上，是可以拿到股份的。”史寧說，招聘當天，他們收到了30多份簡歷，而他們一共準備招5個人。

從青島前來招聘的周洪則打起環(huán)境牌：“工資水平上，北京和青島也就差1000多元，但是壓力會差很多，青島的工資水平正在逐年提升。青島的空氣質量比北京要好得多。”

二三線城市的吸引力，也正實實在在地顯示出來。近幾年，內蒙古大學從北京招的人越來越多。

內蒙古大學人事處工作人員叢暉說，二三線城市給予人才的優(yōu)厚待遇和晉升空間，越來越被一些人看到。“大城市人才濟濟，在北京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師，但是來到我們這里，可能就可以迅速成長為一名學科帶頭人，他的成績也更容易被人看到，還有一些人抱著‘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想法來的。”

畢業(yè)生孫林也是這種就業(yè)模式下的受益者。一年前，他碩士研究生畢業(yè)，沒有選擇在北京打拼，而是去了西藏阿里工作。“在北京不就是因為機會多嗎？去其他地方不代表就沒有機會啊，說不定會發(fā)展得更好，那時候再回北京，豈不更好？”孫林將這稱為“迂回策略”。

一年過去了，孫林的工作表現(xiàn)和成績，得到了當?shù)仡I導的肯定，由于工作需要，2015年，中共阿里地委組織部決定，增加來京引進人才的指標，還打出了“緊缺專業(yè)人才”的招聘啟事。

“阿里地區(qū)人才層次比較低，結構不平衡，到我們那里工作的，大部分是本科生和大專生，研究生很少，北京這邊人才層次比較高，我們想通過來北京招聘，改善我們的人才結構，招一些緊缺的專業(yè)人才過去，支援我們的發(fā)展。”中共阿里地委組織部負責招聘的旦增說，“我們現(xiàn)在是一邊引進人才，一邊盡快完善我們的用人制度，下一步思考怎么留得住人才。”

離京“北漂”憶北京——

在這個城市既歡樂又憂愁

已經回到湖北老家當公務員的張靜，不管對那段北漂經歷還是對如今的老家生活，都持“擁抱”的姿態(tài)。

“當時就想出去走走，填志愿的時候，拿著招生目錄隨便翻了翻，就定了北京的高校。”張靜回憶還是學生時候的自己，“對北京會很好奇，覺得美好的生活就要展開。”

因為這份雄心壯志，2009年畢業(yè)的張靜“沒想過回去”，找了份工作，還和大學的4個朋友住在一起。“5個人，兩室一廳的房子，2800元一個月。”張靜說，“把客廳改成房間就擠得下啦。”

“因為都是同學，我覺得住在一起熱鬧。”房子雖小，留在記憶里的卻不是擁擠。每到周末，“在北京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學都會去我們那兒看電視，每次客廳都坐滿了人。因為大家都是同學，說話不用像在群租房里那么拘束。”

同樣在北京，同樣剛畢業(yè)，劉軍最開始的北漂生活卻“辛苦”很多。

來自山西陽泉的劉軍2007年從北京一所專科學校畢業(yè)，專業(yè)是當時很熱門的數(shù)控技術。“如果不是為了等女朋友，我也許就離開北京了。”當年的女友，也是現(xiàn)在的妻子，比劉軍低一屆。

劉軍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雜貨店，還請了一個阿姨幫忙照看。在開店的同時，他還在一家電腦公司上班，“當時考慮自己以后可能要自己做網購，所以就先在電腦公司工作，順便學點電腦技術。開雜貨店只是賺點生活費”。

“那時候，白天到公司正常上班，晚上回雜貨店接著上班，雙休的時候也守在店里，吃飯都是叫外賣，隨便對付。”劉軍告訴記者，“是辛苦，壓力也有。因為開雜貨店的3萬元本錢是父母給的，我總不能拿這錢打水漂。而且已經畢業(yè)了，怎么可能還找家里伸手要錢呢？要自己賺錢了！”

一年后，女友畢業(yè)了，雜貨店也沒有虧本，“轉掉店面，還剩下4萬元”。

帶著這點本錢，又找親戚借了點錢，畢業(yè)一年的劉軍和女友又開始做電視購物，后來又順勢轉入互聯(lián)網電子商務。“2009年的下半年開始正式做電商，主要銷售家居用品。”劉軍介紹。

進入電商的第一個月給劉軍印象深刻，“那個月，我基本上有20多天都是在火車上過的。跑市場、看樣品、談合作、了解情況，因為剛開始做，又怕被騙，所以都是自己親自跑去看，才覺得靠譜”。

畢業(yè)后第三年，劉軍不僅沒有像父母說的那樣“給你三萬元，玩完了回來找個安定工作”，還帶著妻子開始進軍電子商務，“抱著做生意的心態(tài)，留在北京打拼”。

劉軍評價自己是很理性的人，“到了一個年齡，就做適合那個年齡的事。該干什么就去干，有些東西，我會很早就考慮”。

同樣，北漂兩年后的張靜，雖然覺得“青春還有揮霍的余地”，但卻開始思考工作的意義。

“你會擔心如果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是不是有意義。每個人留在北京都有自己的考慮，那我留在這個地方，有什么考慮？”張靜反思，“我做的是文字工作，這個職業(yè)并不是離開北京就沒有生存的土壤。”

張靜告訴記者，自己想了很久，都沒有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當時有認識的廣告專業(yè)同學規(guī)劃很明確，她說自己會奮斗到35歲，再離開北京，回家鄉(xiāng)辦個小公司。物質基礎和技術經驗都有了，地方城市的產業(yè)需求過幾年也起來了。”張靜說，“對比一下別人，自己有點慌張。”

張靜就開始“偷偷”準備公務員考試，張靜一直等到應考的部門說可以去上班了，才辦理北京單位的離職手續(xù)，“連同事都覺得好突然”。

張靜形容自己離開北京的時候，又輕松又感嘆。“快走的時候，也和當初留在北京一樣，雄心滿懷的，因為又要接受一種新生活，沒有很多心理負擔。”

但離開的那天，張靜卻和朋友發(fā)了很長的短信，講了一路關于“主客顛倒”的感觸。“以前放假回家，覺得還要馬上回京的，回家反而變成了一種偶然，但那次離開，就覺得要和它斬斷了似的，覺得一切都沒什么關系了。”張靜說，“但你最美好的時光卻留在了這個城市。這里有朝夕相處7年的朋友，他們曾是你生活的重心。”

王云2008年從北京一所高校畢業(yè)，一直在外面游歷似地體驗生活，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一年，又在成都工作三年，最后回到家鄉(xiāng)青海，成為西寧市的公務員。

王云畢業(yè)時的想法就是“不回家，但也不準備在北京待太久”，而想“去外面多轉轉，了解不同的風土人情”。

在北京讀完書，又在北京參加工作，“有很多關系好的朋友，如果說離開這里最舍不得什么，就是他們。”王云說，“但掙錢是為了生活變得更有意思，而在北京，我找不到那種愜意。”

在外面奔波10年左右，王云“想回家了，家里有親人，朋友再多也比不上親人”。和張靜一樣，王云開始考公務員，沒有告訴原單位，只是不停地請長假，直到面試通過。

現(xiàn)在，張靜和王云都在家鄉(xiāng)當公務員，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雙休的時候終于不用為“去哪個人少的地方，坐哪一趟人少的車出行”而煩惱，也再不會出現(xiàn)“一年只能看到父母一兩次”的狀況。

張靜告訴記者：“在這樣的體制下，工作必須要一步一步走，每次上升都有一定的時間點，而不可能是坐火箭。公務員的工作是慢慢成長的過程，需要不斷積累經驗。”張靜對這個過程的評價是，“很累，但會有一種安定感，小城市有它自己的便利和生活態(tài)度。”

張靜喜歡觀察周邊人的生活，她說能感覺到這些人“心里的快樂”，給自己也帶來積極的心靈感應。“也不后悔曾經的北漂生活，那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自己最愿意的選擇。只有經歷過不同的生活，并有過從學校到社會的過渡，看事情的眼光才有了差別。”

“很慶幸自己有過北漂的經歷，眼界開闊的人更懂得開開心心、享受生活。”張靜回憶，“剛上大學，從地方小城到北京，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整天雄心勃勃的，也相信自己注定會有番與眾不同的、轟轟烈烈的事業(yè)。”

張靜說，在北京的6年，是一個從“這就是我的城市”到“這完全不是我的城市”的過程。

劉軍對此有同樣的感受，“在學校的時候，以學生的身份面對社會，離校以后，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又該怎么面對社會？這期間發(fā)生的很多事情，都在鍛煉你。”

直到2010年，劉軍還在北京堅持做電商，但生活成本在加大。“那年10月，我考慮把倉庫搬到妻子的老家浙江金華，浙江也是電商的天下，大環(huán)境更好。”兩個月以后，這個想法就被“想干啥就抓緊干啥”的劉軍實現(xiàn)了。

“在北京也有很多朋友，但更適合喝酒吃飯。”劉軍說，“而在浙江，認識的很多朋友是實實在在做生意的，有在開店的，有開工廠的，交流起來，資源更多。”劉軍給兩個城市的評價是：“北京，給別人打工的人才多；但在浙江，自己做老板的多。”

劉軍正在想把公司再遷到杭州，“因為杭州的電子商務環(huán)境更好，市場氛圍更好”。

他說，如果以后跟孩子說北京印象，那就是“在這個城市既歡樂又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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