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靠什么

　　“任何改革都從違法開始的�！痹�2013年新浪金麒麟論壇上，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說。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實驗，比如第一批的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都是在突破當時法律法規(guī)的情況下誕生的。

　　不過，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經濟學家華生卻不這么認為，“一切革命都是從違法開始”，改革最本質的特征是違規(guī)不違法。改革的特點要在法制的軌道上。認為當年農村聯產承包、家庭承包是違法，實際上是不對的，家庭承包沒有違法，它只是違規(guī)，違規(guī)不違法。

　　歷屆領導班子的三中全會決議都很重要，但只有幾屆真正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十四屆三中全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這兩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成果較顯著。

　　華生認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高速發(fā)展中，第一個十年應該歸功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決定；第二個十年應該歸功于十四屆三中全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第三個十年其實應該歸功于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出口大爆發(fā)。雖然每個全會都出臺一個決定，但在中國經濟的歷史發(fā)展和經濟成長當中，真正要有歷史地位，決定于是不是準確的抓住了時代和歷史階段的本質性要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外需銳減，中國出口不振，完全靠出口不行，改革開放改了30多年了，動力是在衰減，靠市場經濟也搞了20多年了，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

　　華生認為，第四個十年和二十年，中國經濟要想繼續(xù)高速成長，最根本是靠人的城鎮(zhèn)化，靠幾億的中國人從生產率很低的農業(yè)部門轉到第二和第三產業(yè)上來。

　　城鎮(zhèn)化的核心是2.5億農民工，加上4億多家屬，有六七億中國人轉化為城市市民。這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基礎，不奠定這個基礎，中國的增長一定會下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各項改革都有詳述，但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是土地問題，至于城鎮(zhèn)化核心的問題，人口城鎮(zhèn)化以及戶籍制度改革問題，關注度卻比較低。

　　關于土地問題，媒體和大眾的解讀，已經跟中央精神出現偏差，歧義和誤讀最多，比如很多人認為小產權房將要放開，全會剛剛結束以后，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發(fā)布緊急通知叫停小產權房。

　　不過人口城鎮(zhèn)化和戶籍制度完全放開的實現，并非易事。

　　之所以如今城市看起來還算可以，因為現在城市并沒有將重要建設者納入在內，教育、醫(yī)療等資源其實并沒有對農民工開放，打工子弟學校屢屢被關停，大城市醫(yī)院不但貴且人滿為患。第一代農民工為城市貢獻了青春和汗水之后，并沒有相應得到城市社會保障和醫(yī)療的回報，其后代也未能接受城市的教育。

　　擁擠的城市一旦將農民工納入保障范圍，現有的住房、醫(y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馬上會面臨巨大的壓力，城市房價如此高的情況下，收入較低的農民工如何能夠安居？即便現在上馬的一千萬套保障房，也僅僅能覆蓋現有城市低收入人群，6億多新轉化的市民怎么辦？

　　戶籍放開也是任重道遠。異地高考呼吁了很久，但始終無法放開，為了非京滬籍孩子高考問題奔走的家長們也無法在短期看到成效；每年十萬億的國家財政看起來龐大，但要解決6億人的醫(yī)保和社保問題，也是力不能逮。

　　上個世紀二戰(zhàn)后，有很多國家經濟迅速恢復，但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大的經濟體只有日本和韓國，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中國改革開放用了三十年時間，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讓中國人民進入了中等收入的行列，未來十年，能否將6億多的人口成功城鎮(zhèn)化，是中國是否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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