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紓解“政績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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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官員調(diào)走了、升遷了，而他在位時搞的所謂“政績”，卻成了繼任者和后來人最為難啃的“雞肋”。比如，那些缺乏科學(xué)論證而匆匆上馬的項目，脫離實際、與民爭利的工程，為一時之利而造成長期環(huán)境污染與生態(tài)失衡的項目。

　　為什么許多領(lǐng)導(dǎo)干部每到一地，都熱衷于修路、蓋樓、上項目、搞開發(fā)，卻對文化教育、社會文明、精神構(gòu)建之類事情諉以應(yīng)付、虛與周旋？無非是認(rèn)為后一類事情既不掙錢，又不掙臉，功夫下在它身上，豈不等于白干！即使能夠產(chǎn)生效益，那也是猴年馬月的事情，跟自己在三年五載任期內(nèi)的政績毫不搭界。

　　這樣的官員心里都有一本賬。他算得很清楚，在本人有限的任期里，無論干什么和怎么干，都須緊緊圍繞快出和多出政績。只有這樣，才是對贏得快速升遷的有效鋪墊。由是，“政績焦慮”成了官場的一種流行病，搞短期行為，只做表面文章，乃至違背事物規(guī)律，釀成社會病變，其后患往往久久無法消泯。

　　政聲人去后，民心自有衡；治績昭天地，青史永留名。歷來的好官，都是以功濟社會和利圖天下為己任，并每每因此而與民同德，與業(yè)同存，與史同在，與世同輝。絕非人一走，茶就涼；位一挪，政績黃。當(dāng)然就更不會讓百姓怨聲載道否前任、噓聲一片詬庸官了。

　　以詩文名世的蘇東坡，雖在官場上屢遭貶謫，但他卻能每到一處，皆有建樹，不僅給當(dāng)時代人謀了利益，而且為后代人鑄下輝煌。他在被貶黃州后率眾墾殖，特別是在任杭州太守僅僅一年半的時間里，治河開井、浚湖筑堤、體恤民瘼、安撫社會、弘揚文化、淳凈風(fēng)俗、整肅法紀(jì)、提振精神，干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大事情，直令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深受其惠，至今仍舊發(fā)自肺腑地將他稱為“我們的老市長”！

　　像這樣的為政者，古有柳宗元、范仲淹、司馬光、寇準(zhǔn)、于謙等等，今有焦裕祿、孔繁森、朱伯儒、楊善洲、王伯祥、鄭培民等等。時相異，道相通。不論于古于今，好官為政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只為善政殫精竭慮。而善政的要旨和核心，永遠(yuǎn)都是為社會造福，替民眾謀利，功成不必在我任內(nèi)。

　　這是箴言，是粹論，更是道統(tǒng)與法理。為政之人，自當(dāng)敬畏、秉持和循守。只有這樣，才會正常履職，才能奮發(fā)有為。否則，一旦陷入為名利而要升遷，為升遷而要政績，為政績而犯焦慮的怪圈，那就難免會走上刻意制造偽政績、浮政績、謬政績的邪路，雖然自己可以從中獲利，但卻坑了百姓，害了國家，留下“爛尾”，埋下禍根，甚至還會成為遷延后世的笑柄與遺恨。

　　人類社會是一程接著一程發(fā)展過來的，夢想大業(yè)是一任接著一任積累下來的。任何人在特定的時限和特定的位置上，所擔(dān)當(dāng)?shù)呢?zé)任與所完成的工作，都是這“長索子”和“大棋盤”中的一部分。為官一任，重荷在身，只有盡職盡責(zé)、全力以赴地把自己應(yīng)做和能做的事情做好，才能獲得社會的認(rèn)可與百姓的喝彩。萬不可以焦慮之心做不宜之事、求不實之績，那樣效果不僅會適得其反，而且要貽害將來。

　　許國但求煌績在，功成不必有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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