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福利國家與“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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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日前撰文，闡述了他對近年來十分流行的“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概念以及相關財稅改革的看法(樓繼偉《包容性增長中的財稅改革》，見2013年4月15日出版的今年第14期財新《新世紀》周刊)。這篇文章被冠以《財政部長：過多靠國家福利，幸福感不見得高》的標題轉載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以后，立即引發(fā)了網(wǎng)民的熱議和爭論。為了全面和正確地理解該文所要表達的意思，這里稍作轉述——

　　樓繼偉在文章中稱，對于實現(xiàn)包容性增長的途徑，有三種理解比較有代表性。第一種理解，關注發(fā)展成果的再分配，為此特別強調發(fā)揮政府的作用，國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財政收入，通過大規(guī)模的再分配來實現(xiàn)結果的公平。第二種理解，關注發(fā)展機會的創(chuàng)造，而不僅僅關注結果，爭取使每個人都能根據(jù)自身條件獲得發(fā)展機會，通過自身努力得到發(fā)展，享受發(fā)展成果。國家適當提取財政收入，實施適當?shù)脑俜峙湔�策，主要是�?chuàng)造公平的發(fā)展機會，讓市場發(fā)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第三種理解，是一種不平衡的途徑，國家大力擴大開支，實施大規(guī)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財政收入比較少，財政長期赤字，個人付出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國際收支赤字也會越來越大。

　　樓繼偉認為，第一種途徑壓縮了市場的作用，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率較低，就業(yè)不足。同時，如果過多靠國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奮斗，人民的幸福感也并不見得很高。因此，這種模式不大可持續(xù)。而第三種模式就像是指望天上掉餡餅，這樣一種途徑最后要靠通貨膨脹來平衡，其結果是低收入人群和地區(qū)會更為困難，陷入惡性循環(huán)。因此，它們都是不歸之路，唯有第二種發(fā)展途徑使得就業(yè)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強，經濟增長率高，方是可持續(xù)的。但樓繼偉也認識到，第二條是艱巨的改革之路，而當前中國并非沒有滑向第一和第三條歧途的可能性。

　　正如樓繼偉正確地指出的，這里面的問題最終其實還是要歸結到一對繞不開的根本性關系：在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福利中，政府和市場各自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撇開學術概念的意識形態(tài)含義，樓繼偉文章所說的第一種途徑實際上就是所謂“福利國家”模式，其在政治上亦可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第二種，也就是他認為可持續(xù)的途徑，實際上就是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模式(也有人不甚準確地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它還可以被進一步劃分為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文化自由主義，樓繼偉所指的內容主要集中于經濟自由主義范疇，但也牽涉到一些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元素。至于第三種，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明白，它是根本行不通的，南歐諸國目前正在上演的主權債務危機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說得極端一點，它就是一場由政府操縱的巨大的“龐氏騙局”。

　　于是，問題就變成了：福利國家模式與傳統(tǒng)自由主義模式究竟孰優(yōu)孰劣?中國是否可以建設福利國家或借鑒一些福利國家的經驗?

　　●福利國家的“美麗新世界”

　　一位美國作家曾寫道：“在20世紀，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頭彩一樣。”這句話在相當大程度上并非虛言。

　　當我被編輯要求就樓繼偉文章及其依法的爭議作一些分析評述時，腦子里不由得又冒出了這句令人無比神往的話。瑞典是舉世公認的福利國家的典范，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運轉最成功的福利國家。2004年春夏，我曾經在那里生活和學習過幾個月，因而自認為可以擷取自己在那個遙遠的“幸福國度”里一鱗半爪的親身感受，為這場學理層面的有趣辯論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福利國家的概念出現(xiàn)于戰(zhàn)后1945年的英國，它倡導“普遍受益”、強調全民(不僅限于窮人)都應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受益。不過，其最初的靈感和雛形卻具有諷刺意味地來自那位統(tǒng)一了德意志的普魯士“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作為一個保守的專制主義者，俾斯麥鎮(zhèn)壓了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民主運動，但為了安撫勞工階級，維護社會穩(wěn)定，他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yǎng)老金、健康和醫(yī)療保險制度，及社會保險。

　　現(xiàn)代福利國家最重要的設計師則是英國的威廉貝弗里奇勛爵(William Beveridge)，他于1942年發(fā)表《社會保險報告書》(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亦稱《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建立“社會權利”新制度，包括失業(yè)及無生活能力之公民權、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以提到福利國家，現(xiàn)今人們耳熟能詳?shù)哪蔷?ldquo;從搖籃到墳墓”的為個體提供保護的社會結構，便是貝弗里奇首次描繪的。

　　如果把19世紀80年代德國引入養(yǎng)老金作為開端，把1948年英國啟動國民醫(yī)療保健制度(NHS)作為頂峰，那么歐洲福利制度的創(chuàng)立足足用了半個世紀。二戰(zhàn)后，歐洲逐步建立起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以英國為例，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通過《國民保險法》、《國民保健法》和《國民救濟法》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方面的立法奠定了福利社會的法律基礎。從60年代到70年代初，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覆蓋的“福利國家”體系建設完善。盡管其具體實踐形式因地方傳統(tǒng)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從總體上看，福利國家成為了所有西歐國家的主要社會模式。到上世紀60年代，歐洲所有民主國家全都奉行社會民主主義，主張自由市場和面向大眾的社會保障相結合。

　　更加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是，雖然當今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并未建成福利國家，甚至它們的主流社會思潮也不支持建設福利國家，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但福利國家所倡導的國家向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俗稱“兜底”)福利保障——而非傳統(tǒng)上讓人民自生自滅、自求多福——的理念卻已深入人心，甚至也一勞永逸地改寫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版圖。在現(xiàn)代世界，明確主張政府無義務照顧人民生活的完全放任自流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

　　那么，生為一個瑞典人究竟有多幸福呢?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黃金時期”，有個病人跑到公立醫(yī)院去看病。醫(yī)生問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說，自己整天心情陰郁，白天無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醫(yī)生認為他可能患了輕度的憂郁癥，這種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歐很常見，日短夜長的冬季尤其是發(fā)病高峰。于是醫(yī)生給他開了兩星期的病假，并建議他平時多到戶外活動，多接觸陽光。

　　病人聽罷，立刻嚷起來：我們這里戶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點天都沒完全亮，晚上4點就已經黃昏，你讓我怎么戶外活動?哪里去曬太陽?恰好那時正值嚴冬。醫(yī)生一想，病人說的確實都是事實，那怎么辦呢?“這樣吧，我再給你加開一道處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兩星期病假，機票和酒店開銷算作藥費。”眾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國家埋單的，而陽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個歐洲的度假勝地。

　　如果你認為這個夸張的故事是瞎編出來的，那就錯了。它是我親耳從一個瑞典朋友那里聽來的，并得到了另外好幾個瑞典人的證實。他們用略帶自嘲的口吻講完這個故事以后，都不忘記加上一句無奈的感嘆：“不過這樣的好事情放到現(xiàn)在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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