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別把愛國與民族主義混為一談

本文厘清四個概念，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兼議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定義，二是定義的歷史演變，旨在澄清有關認識。

民族主義很容易演化成帝國主義

以愛家鄉(xiāng)為基礎的高尚情感，層層擴展，擴展到熱愛國家疆界內的社會共同體，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一旦混入對他國社會共同體的歧視，同意為本國利益犧牲他國利益，就成為民族主義。因此，愛國主義是內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義是外向的、進攻性的。

因為人類利益被國土疆界區(qū)隔的“國族”深刻分化，愛國主義不易演化為國際主義。因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視性，民族主義很容易演化成帝國主義。

國際主義與帝國主義原本很容易區(qū)分：國際主義幫助他國，帝國主義欺負他國。但現(xiàn)如今，世界各國人民密切互動，幫助與欺負的界限經(jīng)常被模糊。貼哪個標簽往往取決于言者的價值取向。比如，支持列強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說那是國際主義，反對者稱其為帝國主義。同時，原本清晰的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間的界限也含糊了。一部分人討厭本國政府或一部分國內人民，稱幫助外國摧毀本國社會共同體為“真愛國”，稱抵抗外國勢力的人為“愛國賊”。

上述四個概念的定義并非從來就有。定義來自對歷史演變的認識。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歷史演變

1517年，馬丁·路德以《九十五條論綱》觸發(fā)了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新教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來。百年后的1618年歐洲爆發(fā)了持續(xù)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zhàn)爭”，即“宗教戰(zhàn)爭”。戰(zhàn)后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了國家獨立、國家主權、國家領土三大原則，是為民族國家及國際法的開端，也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

從此，歐洲各國的生存競爭日漸嚴酷，國家規(guī)模大小和國內人民的凝聚力關系著國家生死存亡。于是，為王公立國的“諸侯國”觀念逐漸式微，以“民族”(nation)立國的觀念逐漸強盛。

“民族”大致是個以共同地域、宗教、語言為界限的人民共同體。如此，民族與國家是一回事。國家即民族，國家的人民也是民族。如此，愛民族就是愛國。但地域、宗教、語言這三大要素的邊界絕非涇渭分明，地理邊界都靠戰(zhàn)爭劃定。

中國的歷史不同，觀念也有不同。類似“民為邦本”的觀念有約三千年歷史，比皇家的“家天下”觀念還古老，而且二者混合在一起，就有“載舟覆舟”之說。同時，嶄新的歐洲“民族”觀與古老的“華夷之辨”也頗為不同。中華核心區(qū)對宗教不敏感，沒有宗教間的戰(zhàn)爭。象形字與字母語言也不同。雖然疆界都靠戰(zhàn)爭確定，卻往往與生產(chǎn)方式相關，比如農(nóng)區(qū)與牧區(qū)比較穩(wěn)定的區(qū)隔。

在歐洲，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間的慘烈競爭催生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不僅同時產(chǎn)生而且是一體兩面。民族國家是伴隨歐洲各國在海外開拓殖民地的浪潮而誕生的。哥倫布在1492年就到達了美洲。到18世紀中葉英國已經(jīng)確立了“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因此，愛國主義從起初就帶上了本民族優(yōu)越論的基因。體質人類學在19世紀的誕生又催生了種族歧視，民族主義就同種族主義也掛了勾。換言之，在歐洲，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混為一談。

華夏地區(qū)的社會共同體以國家形式出現(xiàn)得很早，也因此從春秋時代就有了愛國主義。但到現(xiàn)代大革命發(fā)生時才引入了民族主義概念。首先是以漢人對滿人的民族優(yōu)越感為核心，號召推翻滿清政權。其次則以“五族共和”為號召，驅逐帝國主義勢力，爭取國家獨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在此時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也沒有區(qū)別。到了共產(chǎn)黨領導的時代，我們改用愛國主義而非民族主義。共產(chǎn)主義運動帶有明顯的國際主義特征，稱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特別是非殖民化運動完成后，民族主義逐漸成了公認的貶義詞，而愛國主義依舊是褒義詞。愛國主義未必與國際主義相關，但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相關。

“以族立國”與“以國立族”之爭

若僅說到此，這個問題還不夠重大。21世紀更大的世界政治問題是“以族立國”與“以國立族”之爭。經(jīng)過三百多年的演變，西方自己采用了以國立族的立場，即國家行政疆界內的所有人都同屬一個國族，即“nation”。國內的“民族”則被淡化、同化，僅能稱族裔(ethnicgroups——其中沒有“民族”字樣)。一個世紀前誕生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則采取了“以族立國”的立場，支持各民族擺脫宗主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

而今，西方列強對內基本完成了“以國立族”的任務，卻在欠發(fā)達地區(qū)推動“以族立國”，煽動狹隘民族主義。蘇聯(lián)的崩潰清晰地展示出：“以族立國”是衰敗之道，國內族裔的“民族主義”是條邪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確立了大國地位，中等規(guī)模的國家被迫離開世界舞臺的中央，催生了歐洲各國聯(lián)合成一個大國的努力。對我國而言，“民族區(qū)域自治”雖為當初的中庸之道，卻在理論上偏向蘇聯(lián)模式。

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在21世紀初，中國人常被指稱“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有了清晰的定義就容易區(qū)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不會把二者混為一談，就不會被隨意貼標簽的輿論所左右。(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近作《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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