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住型商品房是啥房

　　●無論什么形式的政策性住房，其基本功能只能是保障居民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不應承擔為家庭財產(chǎn)保值增值的功能，更不應成為一種謀利機制。自住型商品房的供應規(guī)劃、申購門檻與監(jiān)管制度應進一步細化完善，擠出財富效應

　　獲悉“自住型商品房”，還得從三通電話說起�！熬┢邨l”頒布當天，一位同事焦慮地來電咨詢，到底是交押金殺入東六環(huán)某樓盤的開盤抽簽，還是轉(zhuǎn)去輪候自住型商品房；一位輪候限價房5年仍未中簽的采訪對象問我，這次“中獎率”是否會提升；還有位身家頗豐的老友打起小算盤，“找機會搞幾套，出租或是倒手，肯定都能升值！”

　　自住型商品房能在不同收入人群中激起共鳴，源于其釋放的信息頗具誘惑：房子建筑面積以90平方米為主，最大可達140平方米；購買無收入門檻，能買商品房的都能買該房；價格比市價便宜30%。在樓市持續(xù)高燒的北京，一套七折商品房那得多搶手��！

　　然而，誘惑背后更值得關注的，是擔心分配不公的社會焦慮。盡管有5年禁售期，但轉(zhuǎn)手時只需按買價與出售時周邊房價差的30%交納土地收益等價款，這樣的七折房如何避免權力尋租？戶型以90平方米為主，市場需求量最大，雖然名曰自住，但就算空置或出租，誰能辨別？自住型商品房還鼓勵企事業(yè)單位和相關機構利用自有用地開發(fā)建設，會否催生一批“特權房”、“定向房”？

　　這些擔憂并非多余。自住型商品房，名義上是七折商品房，但它享受了土地優(yōu)惠，含有公共福利因素，不能在市場自由買賣，本質(zhì)還是政策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分配的人為干擾因素較大，確實有分配不公的“前科”。經(jīng)適房、限價房等共有產(chǎn)權保障房之所以爭議較大，就是因為制度設計不完善，讓保障房淪為權力尋租、財富二次分配的投機品。自住型商品房的分配和監(jiān)管制度，目前仍未細化，難免讓人擔憂。

　　其實，旨在關注夾心層住房問題的自住型商品房，制度設計初衷是好的。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作為城市中堅力量的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雖然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許多城市新移民、新就業(yè)人口組成的三口之家，蝸居在40多平方米的租賃房里。因此，不將“夾心層”簡單地推向市場，而是形成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體現(xiàn)了城市更溫暖的公共關懷。

　　但是，無論是什么形式的政策性住房，其基本功能只能是保障居民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它不應承擔為家庭財產(chǎn)保值增值的功能，更不應成為一種謀利機制。為此，自住型商品房的供應規(guī)劃、申購門檻與監(jiān)管制度都應進一步細化完善，擠出財富效應。像北京這樣地少人多的城市，政策性住房還應以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為主，像百平方米以上的舒適型住房，特別是140平方米的享受型住房應該考慮取消；為緩解市場供求緊張，保證“夾心層”兩條腿走路，自住型商品房的土地供應最好是增量，而不是與普通商品房搶份額；既然政策性住房的根本功能是解決居住困難，那么就該將已擁有舒適性住房的申購家庭排除在外，哪怕這個家庭只擁有一套住房；為了更好地監(jiān)管，還應盡快實現(xiàn)住房信息聯(lián)網(wǎng)以有效監(jiān)管。

　　換言之，自住型商品房的政策導向沒有問題，但要在其基本功能上細化制度設計，防止其成為謀利的工具，才是自住型商品房亟待解決的問題。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2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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